【再論詞語】武漢肺炎，還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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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一篇〈術語與委婉詞〉，有人持不同的看法，那麼容我再多說幾句。
一般而言，選用詞語必須吻合三個要求：一、認清使用者的身份與角色；二、留意語境；三、注意真實性。
在小說寫作中，寫作者如何駕馭「說話者」的語言是一大考驗。譬如，一位男性寫作者如何駕馭書中女性人物的語言；又譬如，一位知識型的寫作者如何駕馭書中底層勞動人物的語言。
而且，這樣的女性或底層語言，也必須符合說話者當時所處的語言環境，以及顧及現實社會的真實性。小說的核心是對話與人物塑造，所以小說家對詞語的錘煉要十分講究。
回到非虛構的現實，我們選用的詞語，其實也同樣必須吻合上述三個要求，只是我們能表代的就只有自己的身份與角色而已──如何以一個員工的角色跟老闆說話，如何以一個父親的身份跟兒子說話，如何以一個消費者的角色跟店家說話……。
更經常的是，我們如何以一個公民的身份跟社會說話。
作為一位台灣的公民，面對兵臨城下的「武漢肺炎」，我們是不是應該像WHO的紳士淑女一樣，在湖光山色的日內瓦會議廳裡宣稱「疾病名稱不可涉及歧視，必須與地理位置、動物、個人或種族無關」？從而把「武漢肺炎」改稱為「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」，再符號化為「COVID-19」。
社會的馴化，首先來自於語言的馴化。有權者假借科學、假借權威，把詞語的指涉切除，把內涵縫合，把意義抽乾；使這些術語淪為少數精英份子的話語權，讓後人對發生過的事無法理解，難以記憶，不可追究。
作為一位台灣的公民，這場疫情交織著太多的現實衝突、情感糾葛、政治對抗、歷史愛恨了，「武漢肺炎」這個詞語恐怕都無力負荷吧！「COVID-19」是什麼碗糕？改成「Xi’s COVID-19」（習氏武漢肺炎）更能突顯這場人道災難的政治問責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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